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九月十三日，李格非為已故同里人、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齊魯著名隱士廉復(fù)撰寫《廉先生序》一文，述其平生，證其為人，傳其不朽。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官太學(xué)錄。他專心著述，文名漸顯，于宋哲宗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“再轉(zhuǎn)博士，以文章受知于蘇軾”，與廖正一、李禧、董榮同在館職，俱有文名，稱為蘇門“后四學(xué)士”。同年十月，哲宗幸太學(xué)，李格非奉命撰《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學(xué)君臣唱和詩碑》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官大學(xué)正。

紹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章惇為相，立局編類元佑諸臣章疏，召李格非為檢討，拒不就職，因而得罪，遂被外放為廣信軍（今河北徐水遂城西）通判。任職期間“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，出必乘車，氓俗信惑。格非遇之途，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，窮治其好，杖而出諸境”。表現(xiàn)出厭惡邪術(shù)、不信鬼神、反對迷信的思想。紹圣二年（1095年），李格非召為校書郎，著作佐郎。是年撰成他的傳世名文《洛陽名園記》。《宋史·李格非傳》云：“嘗著《洛陽名園記》，謂洛陽之盛衰，天下治亂之候也。其后洛陽陷于金，人以為知言。”《洛陽名園記》10卷，記洛陽名園，自富鄭公（富弼）以下凡19處。北宋朝廷達(dá)官貴人日益腐化，到處營造園圃臺謝供自己享樂，李格非在對這些名園盛況的詳盡描繪中，寄托了自己對國家安危的憂思。紹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李格非升任禮部員外郎。

宋徽宗崇寧元年（1102年），朝廷內(nèi)排擠元祐舊臣。李格非因名列“元祐黨”，被罷官。《宋史·李格非傳》：“提點(diǎn)京東路刑獄，以黨籍罷。”根據(jù)元祐黨人“不得與在京差遣”的規(guī)定，李格非只得攜眷返歸明水原籍。崇寧五年（1106年）正月，毀元祐黨人碑，大赦天下，除一切黨人之禁，敘復(fù)元祐黨人（見《宋史·徽宗紀(jì)》）。李格非與呂希哲、晁補(bǔ)之等“并令吏部與監(jiān)廟差遣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拾補(bǔ)》），但禁止到京師及近錢州縣。“監(jiān)廟”是一個(gè)沒有實(shí)權(quán)的空頭職銜，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。大觀二年（1108年）三月八日，李格非曾陪同當(dāng)時(shí)的齊州知州梁彥深游于歷山東側(cè)佛慧山下的甘露泉，并鐫文于“秋棠池旁之石壁上，題名曰：“朝請郎李格非文叔”（乾《歷城縣志》）李格非卒年不詳，《宋史·李格非傳》僅載：“卒，年六十一。”

李格非刻意于詞章，詩文俱工致，嘗言：“文不可以茍作，誠不著焉，則不能工。”劉克莊評論其“文高雅條鬯，有意味，在晁、秦之上，詩稍不逮”，然亦多佳篇（《后村詩話》續(xù)集卷三）。《洛陽名園記》為其散文代表作，南宋樓昉謂其文“不過二百字，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，意有含蓄，事存鑒戒，讀之令人感嘆”（《崇古文訣》卷三二）。也能詩，《過臨淄》、《試院》等篇清朗雅潔，為人所誦（《后村詩話》續(xù)集卷三）。著有詩文四十五卷，今已佚（同上書）。其《洛陽名園記》自宋時(shí)即有單刻本行世，今存《百川學(xué)海》本、《寶顏堂秘笈》本、《津逮秘書》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。《全宋詩》卷一○三一錄其詩九首。《全宋文》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。事跡見《東都事略》卷一一六、《宋史》卷四四四本傳。

李格非著作頗豐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載，李格非有《禮記精義》十六卷、《史傳辨志》五卷、《洛陽名園記》一卷、《永洛城記》一卷。又，《遂書堂書目》及《后村先生大全集·詩話續(xù)集》載《李格非集》四十五卷、《澗泉日記》卷上載有《濟(jì)北集》、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載有《歷下水記》。只可惜各書皆佚，現(xiàn)僅有《洛陽名園記》一卷傳世。

李格非現(xiàn)存遺文、斷篇及書目可知者尚有《廉先生序》（《章丘縣志》）、《書戰(zhàn)國策后》（南宋紹興丙寅姚宏《重校戰(zhàn)國策·敘錄》）、《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學(xué)君臣唱和詩碑》（《楓窗小犢》）、《傅堯俞疏》（畢沅《中州金石志》）、《破墨癖說》（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）、《雜書》二篇（《墨莊漫錄》、《人冷齋夜話》）、《李格非論文章》（彭乘《墨客揮犀》）、《祭李清臣文》（《后村先生大全集·詩話續(xù)集》）。

齊魯書社出版中國孔子基金會(huì)《儒家石頭上的文獻(xiàn)——曲阜碑文錄》，第169頁可見現(xiàn)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東齋的北墻南起第一方石碣刻，上面寫有：“提點(diǎn)刑獄、歷下李格非，崇寧元年(1102年)正月二十八日率褐、過、迥、逅、遠(yuǎn)、邁，恭拜林冢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