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自清代譚嗣同的《獄中題壁的《》

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。

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侖。(版本一)

望門投趾憐張儉，直諫陳書愧杜根。

手擲歐刀仰天笑，留將公罪后人論。(版本二)

希望出亡的康有為、梁啟超在逃亡中投宿時能像張儉一樣受到人們的保護。希望戰友們能如杜根一樣忍死待機完成變法維新的大業。

我自仰天大笑，慷慨赴死，因為去者和留者肝膽相照、光明磊落，有如昆侖山一樣的雄偉氣魄。

望門投止：望門投宿。張儉：東漢末年高平人，因彈劾宦官侯覽，被反誣“結黨”，被迫逃亡，在逃亡中凡接納其投宿的人家，均不畏牽連，樂于接待。事見《后漢書·張儉傳》。

忍死：裝死。須臾：不長的時間。杜根：東漢末年定陵人，漢安帝時鄧太后攝政、宦官專權，其上書要求太后還政，太后大怒，命人以袋裝之而摔死，行刑者慕杜根為人，不用力，欲待其出宮而釋之。太后疑，派人查之，見杜根眼中生蛆，乃信其死。杜根終得以脫。事見《后漢書·杜根傳》。

橫刀：屠刀，意謂就義。

兩昆侖：有兩種說法，其一是指康有為和瀏陽俠客大刀王五；其二為“去”指康有為（按：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前潛逃出京，后逃往日本），“留”指自己。

公元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是農歷的戊戌年，是年六月，光緒皇帝實行變法，八月，譚嗣同奉詔進京，參預新政。九月中旬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，囚禁光緒帝，并開始大肆捕殺維新黨人。9月21日，他與楊深秀、劉光第、康廣仁、楊銳、林旭等五人同時被捕。這首詩即是他在獄中所作。

這首詩的前兩句運用張儉和杜根的典故，揭露頑固派的狠毒，表達了對維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。后兩句抒發作者大義凜然，視死如歸的雄心壯志。全詩表達了對避禍出亡的變法領袖的褒揚祝福，對阻撓變法的頑固勢力的憎惡蔑視，同時也抒發了詩人愿為自己的理想而獻身的壯烈情懷。

“望門投止思張儉止”這一句，是身處囹圄的譚嗣同記掛、牽念倉促出逃的康有為等人的安危，借典述懷。私心祈告：他們大概也會像張儉一樣，得到擁護變法的人們的接納和保護。

“忍死須臾待杜根”是用東漢諍臣義士的故事，微言大義。通過運用張儉的典故，以鄧太后影射慈禧，事體如出一轍，既有對鎮壓變法志士殘暴行徑的痛斥，也有對變法者東山再起的深情希冀。這一句主要是說，戊戌維新運動雖然眼下遭到重創，但作為銳意除舊布新的志士仁人，應該志存高遠，忍死求生。等待時機，以期再展宏圖。

“我自橫刀向天笑”是承接上兩句而來：如若康、梁諸君能安然脫險，枕戈待旦，那么，我譚某區區一命豈足惜哉，自當從容地面對帶血的屠刀，沖天大笑。“讓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”。對于死，詩人譚嗣同早有準備。當政變發生時，同志們曾再三苦勸他避居日本使館，他斷然拒絕，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決心，所以才能處變不驚，視死如歸。

“去留肝膽兩昆侖”對于去留問題，譚嗣同有自己的定見。在政變的第二天，譚氏待捕不至，遂往日本使館見梁啟超，勸其東游日本。他說：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圣主。今南海（康有為）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嬰、杵臼、月照、西鄉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”他出于“道”（變法大業、國家利益），也出于“義”（君臣之義、同志之義），甘愿效法《趙氏孤兒》中的公孫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鄉的行節，以個人的犧牲來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業，以自己的挺身赴難來酬報光緒皇帝的知遇之恩。同時，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熱血能夠驚覺茍且偷安的蕓蕓眾生，激發起變法圖強的革命狂瀾。在他看來，這偉大的身后事業，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、梁們的推動和領導。基于這種認知，他對分任去留兩職的同仁同志，給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評價：去者，留者。路途雖殊，目標則同，價值同高，正像昆侖山的兩座奇峰一樣，比肩并秀，各領千秋風騷。

全詩用典貼切精妙，出語鏗鏘頓挫，氣勢雄健迫人。詩中寄托深廣，多處運用比喻手法，使胸中意氣奈情的表達兼具含蓄特色。